《人民报》创刊号是怎么诞生的?

2021年03月07日 星期日, 22: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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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新钢与何春长等同志审阅1951年《人民报》创刊号稿件。

(人民报)在《人民报》社总部所在的河内市鼓街古榕树之下工作的28年间,我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未能找出答案。

就连在首都河内解放之前在越北安全区在党报工作的朋友,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他们大多数在《人民报》问世几年后才开始工作的。在走遍南方各地采访报道之后,我从胡志明市调到河内,编委会分工我抓紧操办历史陈列馆,以便在纪念创刊30周年(1951.3.11~1981.3.11)之际揭牌成立,这个问题更让我耿耿于怀。听说只有两个“局内人”即新钢和黄松,但黄松总编辑日理万机,常常在下午晚些时候才回到鼓街审稿和指导工作。新钢则常住南方解放后《人民报》社分社所在的胡志明市。这时候,他是主要负责人,不久后任报社南方分社社长。

1985年,我被任命为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首个机关刊《新闻工作者》杂志社总编辑,这个问题更是我的首要关切,因为杂志开设了解和介绍当代越南新闻界的主要媒体如《人民报》、《救国报》、越南通讯社、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电视台等的专栏。

黄松还是很忙,甚至更忙,因为他刚当选为负责思想文化和科教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幸运的是,新钢被上级任命为《人民报》社副总编辑,因此即便常住南方,他仍要经常往返于河内与胡志明市。我便登门拜访并提出了上述问题。以下是新钢作为几位“局内人”之一所讲述的内容。我把他的话浓缩成一篇短文,并以新钢笔名发表于《新闻工作者》杂志1985年第三期。

报社开会的地方是当地同胞的一块农田

1951年春,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于2月11日至19日在越北召开。

大会通过了关于创立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的决议。报社编委会共有八人,其中五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处书记:长征、范文同、黄国越、阮志清、黎文良。

党的全国大会刚闭幕,按新钢的话说,大概在1951年二月19日至25日之间的一个春天中午,中央总书记长征和中央候补委员素友一起开会,讨论《人民报》创刊号出版事宜。开会的地方是当地同胞的一块农田,就在位于宣光省沾化县荣光乡的全国大会会址旁边。开会使用的桌椅是同胞们在农田上的几块木头。

两位同志的助手是党大会的新闻记者新钢。大会的摄像记者潘严,认识到该事件的历史意义,默默地拿起摄像机拍下了党的两位领导同志在富有“越北年代”色彩的场景下直接编辑《人民报》创刊号的画面。这段七分钟的资料短片是单独分开的,不在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的资料片中。

1951年3月11日出版的《人民报》创刊号,荣幸地公布了党的政纲和章程。创刊号的主要社论是长征同志首次公开介绍胡志明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胡志明——我党的创立者、磨练者和领导者》。文章还附上黎明贤画家所作的胡伯伯肖像。他是南部绘画、摄影和电影团的成员,被南方党部派到越北工作,有幸目睹了大会和胡志明领袖的各种场景。

关于大会的综述,介绍了大会进程和历史意义等简要信息,努力留下深刻印象,回应了正在期待我党转为公开活动的全党、全民的感情。一切囊括在一篇题为“我们的大会”的文章中(作者为新钢)。文章内容具有概括性,因为记者能够直接参与并跟踪各种讨论活动,体现了党大会的氛围和精神。基于此,新钢凭着自己的独特风格,创造了文章的形式和体裁。文章受到主持《人民报》创刊号编辑工作的两位同志褒奖和欢迎。

还要走两天山路

会议决定《人民报》第一期为1951年3月11日。本期的所有资讯、文章和插画都由长征和素友两位负责同志最终审阅,之后就排版设计提出具体意见之后交给新钢直接将稿件拿到印刷厂。从党的第二次大会会址,也是《人民报》创刊号编辑场所,到报社机关所在地,新钢要走整整一天半的山路。

回到报社总部,他向直接负责人黄松汇报整期报纸。长征同志和素友同志决定在《人民报》最后一版以总编辑身份介绍黄松同志。这是法律上的必要之举,以表明党尊重政府所颁布的抗战条件下出版发行报纸的法律法规。

黄松总编辑当晚就审阅了整期报纸的全部稿件,还嘱咐新钢一些印刷、出版、发行的问题。第二天早上,新钢又一人徒步,将全部稿件送到在接近重要交通线路的位置设立、以便发行到全国的新印刷厂(越兴印刷厂)。从报社驻地到这里,又要走半天的路程。

全部稿件送到之后,印刷厂的所有工人不分昼夜地投入工作,氛围异常兴奋。

一沓一沓的《人民报》刚从印刷机出来,就被正在等待的军队邮递员,火速地搬运到白藤江畔的18号公路战线,以便在战役开始之前送到战士们的手中。(完)

作者:潘光